金沙体育：也是给场上几位董事长有一些未来方向上的一个借鉴，和一个更好的提示。非常感谢各位，我提议给在座的几位医疗界的董事长，给一些掌声，在今天的抗疫过程中，他们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感谢他们，预祝他们在未来的中国医疗服务和医疗健康，在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方面，能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你们。

　　主持人：这也是PE机构的一个优势。最后让您总结一句，再给您一个选择，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创新药，三个赛道，您投哪个？

　　郑玉芬：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挑战，其实我更想选的是陪跑上市公司，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如果说中国是一个百年机遇，或者百年大运，那我们医疗在以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也是一个大运。其实我的观点的支撑，是说每年我们大概跑近千家企业，基本上各细分赛道当中行业的前三和前五，你会发现在最近三五年，他们的这种收入的增长，以及技术的革新是日新月异的，而且这种刚性的临床需求，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演，还是在不停的往上涨，很多细分赛道的年化增长都在25%左右，这是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真的是除了中国以外，没有的现象。

　　第一，我坚定的看好中国的医疗行业。第二，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做好小弟的角色，陪跑上市公司，因为我觉得一个企业当它走到了资本市场，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以后，要借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力量，然后承担起整合这个产业的大任。这个任务或者这个责任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作为基金资方来讲，就是和一些上市公司，已经有一支基金做得差不多了，就是上市公司出一部分资金，我们出一部分的资金，然后再加上政府的钱，大家围绕着上市公司的产业链，就像刚才邹总提到的要完善自己的产业链的上下游，它要有一些短板，实际上也不一定是短板，而是它需要节约时间，我们基金就承担起了养孩子的作用。

　　这13年我都是做AB轮起家的，所以我们大概养到一亿左右的收入，就会给到上市公司，这样的做法更有助于增加整个医疗产业的效率，以及实力。

　　主持人：预祝你们在未来的竞争中能够效率更高，跑得更快，把祝福送给九州通。

　　郑总的思路很明确，几位下一步做什么，你也没有明确。现在给你一个投资机会，来投下一个阶段的医疗器械也好，医疗服务也好，药品也好，您投哪个方向？

　　刘兆年：你问的问题，都是我们每天在考虑的问题。像九州通的核心优势还是在物流技术和信息化，包括ERP系统的全国统一。

　　刚才讲到了，我们做一个分销企业，我们面对的就是上游客户，就是我们的生产企业，包括九强在座的各位老总，我们都是他们的服务商。这些上游企业发挥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物流技术，现在物流在全国应该是领先的，下一步主要是将物流网技术，还有5G的技术，再就是大数据，再就是整个的平台，为我们的上游客户，提供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的平台服务；

　　第二个就是下游客户，我们是分三类客户，一类就是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大概市场份额占到了65%左右，是等级医院，等级医院不是我们的优势。九州通去年接近1000亿的销售，75%都是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店诊所，二级医疗机构只是占到了20%多，这是一个大市场，我们还是利用在互联网这一块的优势，通过互联网医疗跟医疗机构进行对接，从慢病管理的角度，然后我们来打造云药店的服务，这快我们正在做一些探索，第二个是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占到整个药店市场的10%份额，这个份额以后会逐渐增大，因为从17年开始，国家对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用药做了很多的限制，基层医疗机构从17年开始，也做了一个改革，过去只能卖520个品种的基本药，17年以后，把这个医疗机构全部打通了，我们现在针对医疗基层机构的服务，我们给它赋能，现在做一个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包含了一些慢病管理系统，智能诊疗系统，还有合理用药系统，再就是定制商务，甚至是转诊系统，我们在这一块跟他们做一些合作。

　　第三块是在药店诊所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大概占了23%左右的市场，针对这些单体药店和个体诊所，我们打造了一个服务平台，这是一个B2B的平台，今年大概可以突破100亿的销售，我们是中国最大的B2B平台，这一块我们还要继续完善。

　　主持人：一个是建立这个领域的生态链和生态圈，保持一个稳定性，第二，在技术领先的同时，考虑成本领先，这是九强生物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考虑的重点。

　　九州通和华润两家企业来跟你竞争，虽然你的效率比他们高，但是你的压力也会比他们大，下一步怎么办？

　　邹左军：企业下一步如何发展，在什么地方发力，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或者在思考的，是药品高质耗材。马上开始普通耗材，这种断崖式的所谓带量采购，如果在未来两三年之后，或者在一两年之后，如果发生在体外诊断的行业，我们怎么能够活下去，怎么能够成为幸存者，我觉得这是作为我们公司的创始人，这是最近考虑最多的。

　　所有其他的枝枝节节的创新，那些雕虫小技，在国家带量采购下无法抵抗，一夜之间让你武功全废，你没有订单了，等明年，你的优秀的销售团队，研发团队，所谓国家的技术中心，都不值钱。怎么活下去，怎么能成为仅有几个入局和中标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今年再好，明年出局了，没戏了，没有价值了，你的品牌没有用了，你的专利没有用了，没有订单，没有收入了，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首先引入了国药，努力去按照他的方向打造国家队，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觉得要打造全产业链的布局。博士学位我学的是生态学，生态学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定律叫多样性导致稳定性，一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看里面食物链是不是足够复杂，是不是有重叠，我觉得任何一个做单一领域的IBD企业，将来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你能够提供整个医学实验室更多更丰富的产品，那么你有可能东边不亮西边亮，最后让你还有能生存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我觉得作为生产制造和研发的企业，如果你能坚持技术领先，不仅在全国，甚至能在全球，你能始终保持技术领先，你的产品不可替代，人无我有，这样的企业什么时候都能活下去。同质化的程度太高，你干的活谁都能干，那么你这种生存的几率就小。

　　第二，面临着国家整个医保的支付能力，以及提供服务范围之广，企业除了技术领先的同时，一定要做到成本领先，至少我们在深化这个领域，我想这个价钱如果我都不能承担，那几乎其他企业的生产制造成本都会超过，我要把成本控制到极致。当然还要提供服务、品牌等，我觉得可能当前最重要的是技术领先和成本领先，这也是国家倡导的一个方向。

　　商业模式总是在不断的更换，不可能你学了这个以后，就能用一辈子，一定要根据国家的政策，客户的需求，来不断的更好去适应，去改变。

　　主持人：几年之内把这两个分享都突破，在座有很多是来自于投资机构，您的股票的价值，以为你们现在700多亿，现在只有400多亿，还要努力。

　　戴立忠：目前我们的平能够做到30分钟之内，这个品类的价格能够做到将近万元的级别，五年之内做到分钟级，这个平台能够做到千元的级别，一个测试价格大概几十元。

　　戴立忠：我们还是会聚焦提升基因技术的可及性，可及性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更加简略，第二个是时效性更高，第三个是价格更便宜。

　　第一个方面，现在基因检测在我们的方向上，在医院基本上稍微可以做了，但还是要有一定的专业性。

　　第二个是时效性，我们能做到30分钟出结果，现在做到五分钟之内出结果，基本上随时可以，时时刻刻的做检测，要进入家庭，至少要做到分钟级。

　　第三个方面是价格，感染性的疾病价格可控，但是肿瘤和慢性病的价格非常高，肿瘤筛查动不动就几千元，上万元，甚至几万元，我们希望把这个价格大幅度的降下来，当然这是技术的革新。能够做到这个，真的就可以实现基因检测的全程优化和人人可及。

　　鲁先平：因为今年的疫情，我们三季报，同比增长了40%，比我们的预期好。在这种极端的公共卫生事件，急需刚性的需求就真正出来了。过去我们关注肿瘤、代谢疾病和免疫三类疾病，今年的疫情的爆发，随着新的研发中心的开始投入使用，我们在治疗领域，继续保持三个领域，同时进入到中枢神经的抗病毒领域。

　　最近几十年真正流行对健康真正威胁非常大的公共事件，为我们指出了科学上一些新的研发方向，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主持人：有些人说炒股票不一定非得看二级市场上这些公司，你要去看一级市场下一步要投的是什么，再折射到上市公司里面，哪家公司做了布局，这样的话你的收益率会提高不少，所以今天这一节论坛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就你下一步企业的创新点会聚焦到哪一个点上？

　　我听到的感觉，疫情对鲁总这边是好事，有更多的病种，让你们有更多的研发，有更多的方向。

　　郑玉芬：我觉得这一次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和变革还是蛮多的，我们已经投过的企业，在这次疫情之下分为了三类，一类是跟疫情相关的，今年净利润都在5千万和三个亿不等，我们希望在投后的时候，希望在两三年内赶紧登陆资本市场。我们也给他们打了很大的折，今年差不多应该在四个亿左右的净利润，但是我们只给了他25亿的估值，决定可能会掉下来，企业家也认这个事。像这种企业，我们投完之后，可能一到两年，希望尽可能快的登陆资本市场。

　　中间投的一些肿瘤药，做检测试剂，跟疫情没有关系的，希望他不要出状况，今年的年报都是跟去年略跌，但是维持一个不太大的变化。

　　还有一类让我们特别焦虑的，就是这一次疫情对他们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一个是联合上市公司发并购基金，然后把它控股权给到并购基金当中去，因为它很可能今年是亏损的，但可能去年已经两三个亿的收入，比如说一些医疗服务的专科医院，我们还是布局了不少专科医院的，像在北京有六家医院，今年上半年也就开业了一个月，这是一个并购的最佳时期。今年6月份把控股权给到了一家上市公司，来进行挽救，给它补充更多的现金流，实际上企业的品牌和收入做得都是不错的，这是过去我们在这次疫情之下，要创新性的去解决投后的问题。

　　其次是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我们做这些一级市场投资的企业，大多数的企业通过并购退出的，这个时点上，我们进一步投资的时候会更加的谨慎，我觉得明年年底之前，可能全球的疫情还是不会结束的，所以我们现在但凡跟疫情比较相关的，我们就比较谨慎了。

　　还有就是我们更加关注像感染相关的，20年前中国死亡排名前十位里面，大多数都是跟感染相关的，但是20年之后，你会发现中国人死亡原因相关的大多数都是肿瘤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或者一些创伤。我们原来是导向性的，选择了一些慢性的疾病，或者一些创伤类的，骨科车祸一直排第五的，我们也布局了。这次疫情，我们在感染方面加大了力度，在细分赛道的选择上，对今天的投资决策有了一些变化。我特别赞同邹总提到了国产替代这件事，中国实现了内循环，我们投过大型的CT设备，或者一些检测公司做设备的，这一次有一些核心零部件采购不过来，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现在也帮助投过的企业在国内寻找可替代的关键的零配件。

　　主持人：邮政系统和供销社的优势，一直深入到毛细血管里面。听了刚才几位企业家，包括公司领头人讲的关于企业应对未来的发展，郑总觉得下一步如果投医疗和医药这一类赛道和公司，会主要有哪些选择？

　　刘兆年：医疗机构当时救济的一些药品，政府给了我们特殊通行的许可，如果没有这些许可是不行的，武汉封城了之后，车辆都不能通行，但是都给了我们一些条件。

　　另外通行不了的地方，比如说像邮政，邮政的渠道还是非常好，我们跟邮政有非常好的合作，像乡镇地区配送不到位的地方，我们跟他们有合作，我们做到无缝连接。邮政这个系统是中国一个最完善，也是覆盖面最广，然后人数也最多，并且效率这一块也做得不错。所以保证了药品供应链的需求。

　　主持人：一场疫情确实带来企业商业模式和各方面有非常大的变化，像你们做分销，可能会遇到道路，哪个城市要封城，或者限制进出了，你的配送和分销怎么来做，这个对你们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

　　刘兆年：九州通是一个传统的分销企业，或者是一个物流企业。因为我们总部在武汉，这一次疫情期间，我们发挥过去积累的一些优势，特别是在物流技术，包括运营体系，还有一些管理机制，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当然这一次疫情也给我们向互联网化，还有平台化、数字化这一方面的转型，也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确实应该向互联网化和数据化，包括平台化来转型。怎么去转型，实际上九州通积累了很多的资源，这些资源是什么？现在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104个地级市，都有我们的物流中心和分销网点，在上市公司旗下全国拥有的土地资源，我们是有6600多亩地，物流库房的面积是有246万平方米，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资源。

　　在互联网的条件下，这是一个仓，我们探讨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一种仓配的模式。原来我们有B2C和O2O这种方式，我们主要是做分销的，我们要对接互联网的各种平台，现在我们有一些互联网的医疗平台，另外还有新的一些互联网平台，这些平台流量非常大。另外还有我们实体医疗机构，未来会向互联网这个方向来转型。那么这些转型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药品的流通，跟其他快消品是不一样的，利用我们在各个地方的仓的优势，这个优势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每个仓里面我们拥有的产品品种和品味大概在6万种以上，集团大概有46万个SKU，药品跟其他的不一样，属地化比较明显，像每一个省招标和中标的产品，它的品种和它的价格，跟另外一个省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全国建一个仓，向其他地区去发货，这种可能性没有，也就这个仓的属地化和品种的属地化，决定了这个仓必须要在每个地区，每个地方有这个仓，它才有优势。

　　这些仓的品种相当于一个药店，流量跟这个仓进行对接之后，我们直接来满足前端C端的这些订单的需求。我们现在正在尝试，这个物流模式一走通以后，我们在全国有135个仓，基本上就是可以覆盖全国的这些基本的互联网医疗所需要的商品服务，这里面我们正在探索这个模式。

　　主持人：您已经谈到了九州通公司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给企业带来的从商业比较多，或者从收入、规模和利润的角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邹左军：我觉得无论从流行病学的规律，还是我们的善良愿望，疫情肯定要过去，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尤其后面疫苗也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疫情过去以后，医疗还是会恢复常态。医疗是刚需，未来整个市场的机会，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进入老龄社会，随着60、65岁的人口比例逐渐增加，而且快速增长，我觉得这个需求，这个市场会明显的增大。

　　再一个就是我们大的国际环境下，进口替代，优秀的国产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不光是企业盈利的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国家战略。我们要使我们主要的医疗的设备、耗材，不受制于人，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国家交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觉得这两大机会，按照这两个发展的方向来布局未来的企业发展。你有很大的技术平台，一旦出现了国家重大的传染病突发事件的时候，你能够最快拿出产品，给出解决方案，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医疗的常态可能还是要解决慢病这些60岁以上老年人的需求，因为它占整个医疗资源的比重非常大，把这一块肯定要做好。

　　健康中国除了应对突发的这种危机事件以外，更多的还是要把老百姓日常的健康、医疗给做好。

　　主持人：邹总提到了今年上半年，因为公司产品里面没有跟新冠有关的，所以可能这一波的机会不一定完全把握到，下一步整个产品架构和商业架构，会把这些加进来吗？

　　戴立忠：我们不光出色完成了国内的抗疫任务，全国销售了一亿份左右的核酸试剂，我们占了10%多的市场，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这次疫情发生之后，充分展示了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确实是完全有能力不光是替代进口的问题，还可以走向国际。这个意识的转变，在临床市场给企业未来的发展，会带来非常大的空间。目前来说常规的检测市场，还有70、80%的是进口产品，像高端大的三甲医院，国产的产品是进不去的，这一次没有选择，所以前期意识还是有一些问题，觉得国产不行。

　　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很早就研发出了30分钟出结果的检测新冠病毒的产品，4月份就拿到了批号，很多人置疑，一般检测要几个小时，你要30分钟，肯定稀释了灵敏度。我们不光比美国做得更好，而且更早做出来，但是意识上的接受过程要慢很多，所以这一方面给医疗企业未来的生存空间有很大的影响，这个空间打开了，这个卡脖子的意识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是国际化的问题，同样中国的医疗品牌确实在海外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心理门槛，不光是我们供应到了100多个国家，在法国、德国、阿联酋这些发达国家，我们也是主流的方案，他就觉得你的确实很好。

　　戴立忠：实际上对我们公司，包括我们长远的战略，包括目前公司的中长期的团队建设，组织能力建设方面，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其实这个影响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意识上面的转变，说句实在话，像疫情以前，我跟高董事长做的行业差不多，我们的目标就是普惠基因科技，让基因科技能够做到人人可及，基因是生命的密码，对人的生老病死各方面，不管是预防疾病，精准诊疗，精准治疗，还是防范，都有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包括我们的生产力的很多领域，像去年的非洲猪瘟，核酸检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产业里面，还包括其他的体外诊断，普遍存在一个思想意识上的问题，特别是芯片行业的卡脖子的问题，因为确实我们不会做芯片。但是医疗器械行业卡脖子的问题，是意识的问题，真的不是技术，不是人才，也不是资本，就是意识的问题。这么多年以来，虽然我们的产业发展速度很快，我们追赶的速度很快，我们在创新效率方面，我们在产品的可行性方面，精准性方面，我们在各个方面其实都已经赶上了超过了这些欧美的先进企业，但是还是有观念上的歧视，但是还是认为进口的就好。这次疫情充分展示了中国诊断行业完全没有卡脖子的问题。核酸从原材料，到自动化的检测平台，基本上没有成分是进口的。疫情期间，一下子需求量是增长了，原来的产能基础上是增长了几十倍，上百倍，你不可能从国外进货，基本上全是自给自足。

　　主持人：对于很多企业，特别是药企来说，能带来一个产业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点。戴总，你们可检测的范围扩大了，也是一个商业的好机会。

　　鲁先平：你问的这个问题，一定都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本来是一个20年的企业，微芯生物是一个专注于原创新药的企业，什么是原创新药，就是它去发现某一个治疗领域药的时候，它的治疗手段是革命性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最新的。这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和它的创新的地方。这个病毒对社会，对行业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对我们是特别好的。刚才九州通的刘总谈到了，今年在武汉，因为我们是一个坚持做原创药的企业，原创药我们还坚持做口服，其实在医疗行业都知道，能口服就不去做肌注，能肌注就不去做静脉注射。但是这种逻辑其实在我们这块土地不一定是很认可的，但是这次在疫情的时候，非常突出，口服药不需要去医院，不需要住院，即使病人在这，只要有九州通，只要在武汉有人，能够进到小区，药就可以进到患者的手中。

　　我们过去的医疗机构对慢病、处方，一次给你两个星期的药，已经了不起了。但是这个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事，但是这次都改变了，该一个月，该两个月，三个月，结果一次开，省得病人跑路。我觉得这个是对社会，对行业很多的好处，这是我们看到的，我觉得以前不合理的东西，通过疫情，使得我们更和睦相处了，会让我们大家发展得更好。

　　主持人：疫情之后，各家公司管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的公司发现办公室不用租那么大了，可以在家里办公了，或者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趋势，可以进行新的再造。

　　第二个问题，当你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架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后，您的公司未来的创新点，包括商业模式方面，是认为疫情本身只会带来一个轻微的冲击。假如有冲击过来了，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商业架构或者商业模式，会不会有大的变革？

　　郑玉芬：我做医疗投资做了13年，也有一些公司送到A股上市。这一次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本身对我的基金来讲，以前我们是没有海外团队的，这次疫情之后招到了高盛的团队，希望把海外一些优质的资产，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刻进行一些收购也好，或者是一些参股也好，这些资产相对国内的一些资产来说真的很便宜，大概是一半的价格，或者是三分之一的价格。

　　另外在没有办公室的省份加了一些兼职的人员，这种远程的协作，让我们看到了好处。

　　另一方面，我们旗下投了28家，现在还持有股份的，这些企业当中，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影响，线上和线下的比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投的健康界，原来主要是线下，成本非常高，所以这一次基本上今年报表收入当中，一半一半了，就是线上和线下的收入，在组织结构上，整个线上招聘了很多运营人员。包括其他的一些远程提供服务的，比如说做检测的，然后做器械的这些企业，远程的很多服务都已经搬线上了，不再是到现场去了，所以这一方面的人力资源，组织架构的调整还是蛮大的。

　　主持人：在疫情之后，加大了这一方面的布局。郑总是医疗基金的创始人，是不是都投过他们？

　　刘兆年：九州通主要是做业务分销的，这一次疫情期间彻底改变了医药行业很多的业态，比如说现在互联网医疗，互联网药品的销售，还有互联网保险，这一块我觉得变化最大。在武汉的疫情期间，有一些医院都关门了，没有办法到医院去就诊，有些慢重症病人，没有办法开处方，也拿不到药，基于这种情况，湖北省还有武汉市政府，及时的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金沙体育，这些政策是什么？就是给予实体的医疗机构，给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开处方。

　　另外给一些互联网的医疗机构，然后也是给他们为患者提供处方的服务。九州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互联网的电商，再就是跟保险的互联网保险这一块做一个对接，我们在这一块做了一个尝试，非常好。

　　当然这个疫情，催生了我们在行业流通领域的一个新的经营模式的变化，这个变化我想可能在未来互联网的医疗+药+保险这一块，可能会有大的发展。当然九州通愿意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多有益的探索。

　　邹左军：今年的疫情，我们跟戴总的公司不一样，他们有新冠产品，九强上半年医院没有病人，我们常规检测试剂的销售受到了影响，今年也是九强公司未来发展最关键的一年，今年我们结了一个果，开了两朵花，实际上我们收购了一个全国的病理免疫组化的龙头企业，这个过程中引入了国药集团作为九强的战略投资人，九强现在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企业。

　　前不久我们在国药的签约仪式上，九强公司正式成为了国药集团的成员企业，这为我们将来服务全国更多的医院，实际上打开了一个更宽敞的道路。

　　戴立忠：都是原来的人才为主，一下子确实这一方面的人才，国际性的人才，我们公司在积累方面也比较重视，有很多是从海外回来的，这帮人在关键的时候就顶上去了。

　　主持人：这个过程中，招聘的人员是在疫情起来之后，迅速把全球的人才招过来了，还是依然是以本土化的人才为主？

　　戴立忠：对。我们服务了150多个国家，也派了很多人到国外去，这里面其实就不是常态的销售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而是我们的研发，我们的研发人员也比较多，占了公司30、40%，这些人各方面的素质都比较高，所以他们就相当于用研发的人去补一线的国际化人才，这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发现这些研发人员素质高，他们的技术服务和销售做的非常出色，所以对公司人才组织能力建设和战略都有一些深远的思考和影响。

　　主持人：在原来的管理规划里面，国际化需要五年，八年，但是疫情的原因，就是迅速的提速。

　　戴立忠：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次疫情最大的变化，就是国际化的进程大幅度的加速，我们做国际化也做了十年，确实前面中国品牌走出去，特别是医药品牌走出去还是比较难的，一下子服务到150多个国家，这个对我们的公司国际技术服务能力，这一方面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确实公司的国际化的筹备做得时间比较长。

　　主持人：就是在安全方面增加了一些。有请戴总，前十大股东里面有两家上市公司。

　　鲁先平：其实对我们来讲，医疗行业总是比其他行业对疾病准备得充足一点，所以管理架构调整，对我们来讲，这一次是在安全和环境污染这个方面，对于疾病防控，温度检测，供应链准备，基本上是这样的。

　　主持人：接下来是今天关于上市公司圆桌论坛的第二个环节，2020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年份，从年初的疫情开始之后，有些地方停摆了，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借助疫情的机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管理结构和商业模式，把企业壮大了起来。药品企业，以及包括以金山云为代表的云计算的企业，很多企业有些疫情的原因，及时调整发展壮大起来，有些慢了半拍，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下面有请约微芯生物董事长鲁先平，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九强生物董事长邹左军，九州通副董事长刘兆年，约印医疗基金创始人、董事长郑玉芬，看看在疫情前后他们的公司的变化。

　　我的问题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在疫情前后，您的公司的管理架构有哪些您认为最深刻的变化，这是第一个问题。

　　主持人：不能被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带着走，要把自己的事情想清楚，无论是转型，还是升级，都应该是不忘初心，以自己为主，而不是以资本市场为主。

　　时间的关系，这一节的论坛就是讨论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问题，简单总结两句，各位首先都强调了要做好自己的主业，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因为如果主业不好，可能这个公司的基础条件就不会好。嘉宾里面也谈到了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关于团队的问题，关于战略的问题，还有一个要审视自己的赛道，到底有多宽，能不能让你的企业用五年和十年的眼光，仍然在这个赛道上努力的去奔跑，然后给投资者，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回报。

　　余兴喜：刚才各位讲赛道，主持人的问题提得也非常尖锐，这种情况可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整个行业不行了，也就是说彻底换赛道，另外一个方面是这个行业遇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有一些公司调整他的商业模式，仍然在这个行业里面。第一种生产彩色胶卷的，这种行业不行的，只能换。另外一些传统商业往电商方面转，有的公司做得很不错。比如说苏宁电器就做得非常不错，所以企业的外部环境一直在变化的，不可能不变，所以企业要随时进行调整，进行变化，有些变化比较大，我们把它叫做转型和结构调整。实际上有很多公司做得非常不错，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诺基亚，经过两次大的转型，最早做木浆生意，然后做湿油，做橡胶，然后做手机，手机做得非常不错。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转型，很多公司不是从公司的战略出发，而是追热点，改名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

　　何海建：今年的疫情让每个人深切感受到了云计算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设施，大家可能都有切身的体会，说几组数据，中国目前差不多主流的云服务商，做中国本地的业务差不多第九年左右金沙体育，到目前我们的云渗透率，就是拿云服务开支出以整体技术开支，大概是14-15%之间，美国走了20年，应该是36-37%金沙体育。再过五年，中国差不多能赶上美国今年的云服务的渗透率，差不多在35%左右。

　　亚马逊今天这么大规模的公司，毛利率有60、70%，每年还是以将近30、40%年化增长率在快速发展的，这就回到了一个赛道持续性的问题。

　　第二个是赛道中间有多少人在跑，赛道足够宽，每个人才能分得更多。云计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一个是赛道很长，第二，在技术的硬需求上，一定是多家云服务商业给多家公司服务的。在美国出现了一堆新兴云服务公司，有可能都在服务一家公司，美国所有的云服务公司都在服务一家公司，结构上会让这个赛道足够宽，容纳足够多的选手在里面跑，所以这两个原因放到一起，让我们觉得至少这个赛道是非常信心的，并且我们做中立性的战略，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战略。

　　主持人：十年内也不用考虑企业转型的问题，把这个赛道做精做细就够了。何总你们要换赛道吗？

　　薄世久：一个是千人保有量，就是每千人汽车保有量，美国是800多，日韩和欧洲发达国家是400-600，中国180，行业预测中国可以达到韩国的水平，大概400多，还有一倍的增长。

　　还有一个是二手车的交易量，美国二手车的交易量是新车的2.5倍，一年不到2000万辆的新车交易，旧车交易是4000多万辆，中国新车交易是2000多万，旧车才1000多万辆多一点，未来中国新车保有量到了一定的程度，新车销售量一定会翻番，我相信这里的空间非常大。

　　主持人：你的汽车物流这个赛道，还是很大，所以你还是在这个赛道上，你觉得用五年十年的周期看，也不用换赛道。

　　薄世久：您讲估值的问题，刚才讲赛道，长久做的是汽车供应链服务，我们的主业是汽车物流，我认为汽车这个产业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是一个传统企业，更关注的是自己的业务质量，因为做一个上市公司，投资人的利益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企业的估值更好，我们也在寻求在找能符合我们一些转型，跟我们主业相关的一些业务，来提升自己的估值，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工作的但是说实话我们这一方面做得是不好的，因为是传统公司。

　　作为一家物流公司，长久物流公司上市公司我们还不是借壳的，2016年上市的，当时物流上市公司是很少的，我们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作为一个第三方的物流，得到了证监会的认可。所以从您讲的赛道方面，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主持人：“我的赛道也没问题，我现在才一亿多利润，十年之内要做到30亿的利润”这个公司大家可以重点看一下。

　　说到估值，当一个公司利润只有两三个亿，或者几千万的时候，是按照风口来的，风口来了，估值高了，风口过去了，估值就低了，当一个企业一年的利润有10多个亿，20多亿，甚至30个亿，我相信资本市场一定会给很高的估值，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在努力，我们要夯实我们的基础。

　　我们去年的利润是1.6亿，今年应该年报还没有出来，争取十年之内必须做到20、30亿的利润，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估值我相信一定会有合理的估值。

　　主持人：这个赛道太宽广了，可能五年，十年，这个公司在这个赛道中，还是一个市场份额还有很大的空间。王总您的赛道怎么样？

　　高杨：作为一家公众公司，如果说自己的主业这个赛道，比如说未来5-10年有相对比较大的赛道转型的风险，这个东西确实是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大家尽早讨论，尽早决定去转型。这个东西可能不以过去历史上的发展为条件的，这个行业比如说到了一定瓶颈区，如果要进行一些产能的淘汰升级，或者说是彻底出局，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现象。在中国资本市场大家有责任，有义务，保证这个公司有尽量小的风险。

　　主持人：余秘书上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司治理，为什么把公司治理放在最前面呢，您调研的都是上市公司，它的治理结构最终会呈现在股价表现上，一个是股价的高低，一个是股价的持续走势，一个是市值的高低，还有市盈率水平的高低，这个是决定了在座各位董事们的财富的变化，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知。

　　刚才大家所说的做好主业，再就是一家公众公司，对外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每个人都提到了做好公司的主业，依我看创业板经验，创业板首批创业公司有一个俱乐部，我兼了这个俱乐部的秘书长，跟看了28家企业11年的变化，有的公司从上市时候的2、3百亿元的市值，现在变成了20、30亿元，有些是变成了2、3千亿元的市值，有的公司没有过100亿元。2009年当创业板首批上市企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行业，最有潜力，和最有前景，估值最好的行业，所以筛选出来了28家企业，十年之后，我们放在现在来看，当年最好的主业，十年之后不是最好的主业，要么是行业前景没了，要么是市场估值没了，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余兴喜：就国家来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就是要提高中国资本市场所有上市公司的质量，包括要把好“进口”关，新上市公司的质量要高。另外质量实在没法提高的公司让它出去，退市。

　　国家提高整体上市公司的质量，上市公司要提高自身的个体的上市公司的质量，所以我想有两条，就是提高上市公司自身的质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提高公司的业绩和价值。

　　第一个方面，可能就属于比较软，这个公司治理不好量化，但是这个对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国上市公司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更多可以看到财务造假，信息披露有问题，股东之间打架，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这都是公司治理的问题。

　　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里面，6个方面，17个项，第一个方面就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要搞好公司治理，包括处理股东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之间的关系。同时要提高管理水平，这个主要指经济层的。

　　第二个方面是提高公司的业绩，对投资者回报的基础是公司的业绩，也是董事会和经理层主要的精力是提高业绩，但是业绩一般说的是比较短期的，上市公司应该提高长期的业绩，也就是说提高公司的价值，让投资者能看到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美好，这个需要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等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作为公司自身，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主持人：角色不一样，关注的点不一样，前三位都是公司一把手，关注的问题比较抽象，比较大，何总关注的问题相对比较聚焦，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的问题，包括团队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共性的问题上，每个人谈出的差异化，就会让每个人有更多的收获，其实在注册制下，前三位董事长未来会遇到和何总遇到一样的问题，在注册制下，各国之间在对公司之间的评价体系会趋于一致，这种情况下，三位在A股上市的公司和在美股上市的公司，之间的借鉴会越来越多。

　　余秘书长总结一下，您调研了众多的上市公司，也看了很多的上市公司，听了四位不同角度的解读，您觉得上市公司要高质量发展，应该做哪几件事？

　　何海建：第三，关于团队和组织文化的事情，对于任何一家技术公司，大家都能理解，互联网公司最年轻的小朋友20多岁。这个行业本身的快速发展，怎么一方面让踏踏实努力的工作，然后同时又能够满足他对自己职业发展，并且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的一个追求，这两个速度之间是有不一致的。所以本身文化的建设，团队的建设，其实重于流程的管理，重于制度的治理，这是能够保证公司基业常青的一个方向。

　　主持人：你谈到了公司治理，刚才三位都是上市公司，金山云就谈到了公司治理对我们估值的影响，股票市场估值的影响跟公司治理的结构和透明度，各个方面有非常大的关系。

　　何海建：现场各位来宾，我是金山云的何海建，今天也非常高兴参加讨论，先把公司情况介绍一下，然后再回答刚才几个问题。

　　我们是中国一家领先的，独立的云计算公司，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云计算作为今年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行业，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由于疫情期间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停摆了，不光是中概股，包括美国本地的资本市场，从1月中到5月份，是没有一家公司上市的，我们开启了第一家，不仅是中概股，包括美国本地公司上市，我们是做了云路演，跟投资者没有完全见过，我们做了云敲钟，把纳斯达克的敲钟仪式，1：1的模式在小米科技园进行了。

　　回到主持人的问题，想到了三个点，第一个是财务管理本身，和业务团队之间的配合，是提高公司效率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之一，为什么讲这一点呢？作为一家云计算的公司，我们生意的本质是通过提供最有效的IT基础设施给我们的客户，实现更加低成本的，更加稳定的IT布局，而且能够把传统线下的云服务挪到云上，实现更多的功能。其实本身云计算的公司对自身的效率要求就非常高，能够取代原有线下IT布局的核心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很先进，更多的是管理他服务器的能力，他带宽利用的效率，还有整个IT机房供电的效率，以及我们在进行计算算力分配的时候，比如说每个小时到全国哪个城市给哪个客户使用，其实是一个特别精打细算的事情，财务从本身开头的概算、预算，到过程中的管理，到最后如何使我们的IT设施能够提供更高的效率，为客户带来更好的增值，这是要求公司内部本身财务团队、业务团队，以及研发团队和前线团队，要紧密配合的。

　　第二，公司治理和公司业务之间发展的平衡，我们是一家美股上市公司，我们可能跟很多中概股很不一样的一点，我们是为数不多没有双重股权设计的公司，是同股同权的公司，大股东是两家香港大公司，要董事会的结构，以及跟客户和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还是受制于港交所的关联交易的限制。要真正认可这些管理原则的国际一线长线投资者，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公司的规模，能够支持公司的发展。

　　云计算在美国走过了将近18、19年的时间，一方面是相信业务，一方面相信业务模式和技术模式看通以后，同时对管理团队和治理结构有充分的信心，这个能反馈于公司内部的治理效率的提高。这也是考虑到云计算行业在美国走过了19年的时间，在中国也一个非常朝阳的行业。市场一方面是技术路径的认可，更多是对公司治理方向和公司文化的认可。

　　薄世久：我的题目是提质增效，做精主业，我先介绍一下长久物流，是一家做汽车供应链服务，主业是汽车物流，我们这个企业发展28年，一直做一件事情，是做汽车服务。为什么我提到这个做精主业呢，因为长久物流在2016年上市的时候，我们的主业是整车物流的公路物流，到2019年当时的占比是90%以上，现在公路的占比是60%多一点，这些年我们就在转型做铁水联运，我们经营了十艘滚装船。

　　为什么做精主业呢?因为汽车的产业变化很快，随着它的变化，我们一定要服务好我的甲方，我的主机厂。现在互联网化的时候，有很多业态，汽车也走进零售，他们个性化的需求，只是做精主业，提质增效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18年以后，汽车产业在下行，主机厂的压力也很大，他们也在方方面面的降本，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我们在保证公司经营质量不下降的情况下，怎么给客户降低成本，这是我们非常中国的一个方向。所以这几年，我们在提质增效，降低成本，做精主业方面，能够更全面的服务客户，做了大量的工作。

　　现在国家在出台政策，出口的二手车，我们也在天津申请了资质，现在也在做二手车的出口业务。中国的民族品牌主机厂在走出去， 我们也在伴随它的发展战略开展国际多式联运业务，比如今年下半年开通了东南亚和北美的航线，也是为了服务好汽车这个产业。

　　主持人：王总立足公司主业来做，把主业做好，公司的质量自然就高了起来。有请长久物流的薄总。

　　王刚：我们公司一是做大数据，第二，做数字城市，在全国各地从安防起家，做数字城市。第三，给三大运营商做服务。就是这三个主业，都是围绕着信息化在做。

　　主持人：哪些方面的信息化服务？现场路演一下，一定要一句话把这个说完，因为我一路在追问你。

　　王刚：公司的愿景是做中国最优秀的信息化服务企业，也是想给服务对象更高效，更便捷的工作。

　　王刚：我们是做信息技术的公司，第一，坚持初心，我们这个公司成立25年了，25年就做一件事，一直做这一件事，没有跑偏，有很多的诱惑，没有干别的事。

　　第二，我们自己是做信息技术的，我们自己也在拥抱数字化，我们自己的管理平台，把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业务，包括现在走向海外的业务，都实时纳入到自己的平台上来。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初心，就是你是干什么的，你就一直干下去，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主持人：首先从主业上做聚焦，不做多元化。其次从战略上还是沿着主业往数据方向去拓展，第三，交叉行业的团队建设。

　　高杨：有诱惑的业务是很多的，一旦分心，可能是偏离了我们的初心，所以说非常强调这一点，第一个就是聚焦。

　　第二点是我们的战略布局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搞人类基因的研究和服务的，战略上长期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发展以后，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数据的行业，大家对自身基因的信息，有可能带来的一些应用，是怀着一个非常感兴趣，非常有原生动力的这么一个想法来做的。因此，从我们战略上来说，我们是从一点一点的基因入手，一点点的染色体入手，希望有朝一日，通过数据的方式，为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进行更精准的服务。

　　还有一块是对于肿瘤业务来说，我们在战略上的安排，不光是要做晚期的涉及到肿瘤病人精准治疗的基因检测工作，我们也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在满足临床上肿瘤的早期筛查和诊断的需要，这都是从公司战略上来考虑。

　　第三，我们是一个完全新兴行业，非常要求从研发到执行，实际上是一个交叉学科的团队构成。因此我们也花了大量的精力，来精细调整团队的组合，希望这个团队能够稳定的存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为了公司的战略服务，持续聚焦公司的主业。

　　高杨：形式还是比较新颖，但实际上这三点，一共六个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长期在思考的一个结果，这不是现场想出这个答案的。

　　我来自贝瑞基因，我们是一个用基因测序技术为临床上的一些诊断，尤其是精准医疗所需要的一些诊断，比如说一些人类的基因病，或者说一些胎儿的出生缺陷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肿瘤需要的基因诊断，进行一些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我们公司为了提高发展质量，强调的重中之重就是聚焦主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可能每家公司发展的阶段和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就是说各大医院，各种不同的临床应用场景来说，还处在相对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我们非常相信我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极大的提升一些病人的诊疗的需求和精准度。

　　主持人：大家对目前宏观经济的看法，还有未来的走向，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专业性，而且都是信手拈来。上午对经济的判断，下午对具体事物的判断，展示了这一次会议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接下来有两个圆桌，请到了这两年在市场上受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上市公司，看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评价。

　　今天第一个论坛环节，我们就来谈一下对于上市公司质量的理解和解读。请上几位嘉宾，有请贝瑞基因董事长高杨，立昂技术董事长王刚，长久物流董事长薄世久，金山云CFO何海建，北京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余兴喜。

　　刚才提了一个问题，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我想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上市公司的代表，也有来自与投资机构的代表，也有来自于媒体的代表，我想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不仅仅是管理部门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更多的时候是要我们每一家企业的当家人，我们深刻去思考到底怎么来做，所以这个环节的论坛，我们想就是一些比较实物操作型的，每个人身边有一个题板，平时上市公司董事长都是给团队考试和考核，现场我“冒充”一下考官，考一下各位企业的当家人和带头人，如何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您觉得最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些？就写出来三个您认为最重要的，我们来看每个人的思考和理解是一样的，还是不同。

　　如果“当家人”或者是“带头人”，没有提高上市公司的意识，或者说没有系统性的去思考，可能这个企业在某些方面仍然比较突出，但是整体上可能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好，公司的治理表现也好，最终呈现出来的利润水平也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这个问题需要各位系统性的思考。

　　我们在各种场合都在谈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但是很少有人去谈我怎样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又应该做哪些东西，所以今天这个环节，我想正好几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嘉宾，包括金山云，因为在境外上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商业模式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从企业的本身，或者从行业本身来看，你所在的行业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应该做哪些工作？

　　陈雳：吴总提到了很多的企业，在未来应该怎样去发展。并购重组这个话题，其实在座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并不陌生，应该说是解决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在2000年以后，或者是2005年以后，股权分置改革，给并购重组业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土壤。2019年1月份，监管层出了一个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在今年3月20日做了修订。

　　第一个点，在全球经济都面临困局的时候，求质量应该是放到第一位的，未来整个兼并重组这一条业务线，尤其是上市公司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去扩大自己的资本，或者更好的股价表现，应该是在质量上多下一点功夫。2018年之前，在2015-2018年，资本市场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在重组上做了文章，要么是跨区域的重组，要么是跨产业的重组。比如说矿产公司去收购一个游戏公司，业务没有关联，股价翻了好几倍，这种情况不管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应该是很难再出现了。

　　回到当前并购重组这一条线，不管是监管导向，还是市场导向，核心点是更加重视上下游和横向的关联业务的衔接，这是放在第一位的，意味着未来这个业务如果跳离开这个框架，不管是审核角度，还是自身被资本市场接受的角度，中长期基本上会打回原形。所以第一个方面是重资产。

　　第二个点，核心点和资本市场相结合，既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大家都知道，注册制全面推行是未来的大方向，在注册制推行之后，不光是主板、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一变革从量上来讲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在科创板初期，你会发现有几家科创板的企业，就是以前主板公司的分拆公司，只要它质量够好，即便做了分拆的减法以后，资本市场依然买单，甚至上了科创板之后，市值比主板公司的股价还要好。

　　核心点就是资源的优化和规模效益，如果未来我们在座的上市公司不是按照这个导向去做，我相信这个资本市场最终要算一下这个成本价，是否真的能够提升你的规模效益。今年或者是这两年以来，中国有一家钢铁企业非常特别，宝钢，先吞并武钢金沙体育，还有马钢，打造起了一个中国全球第一的钢铁产业企业。你的规模越小，摊销的成本越低，所以走这种重组之路，无论从成本角度，还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都是可以落地的。

　　第三个点，我觉得应该讲一下，规则和风险。我们知道，在今年以来的各项金融政策，不管从监管的角度，还是市场分析的角度，我们发现，处罚的力度越来越大，前所未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注册制开了以后，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现在排队大概有2000多家，不可能只进不出，这个出通过什么样来体现？第一，企业经营不善，没有兼并重组，肯定是退市；第二，对财务造假和内幕交易，加强了超常规的处罚。

　　证券行业的案例，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本来预想很好，蛇吞象或者是业务互补，就是业务披露方面的问询，所以终止了，这类的例子非常多，未来很有可能董监高小的疏忽，就导致这个业务出现难以维系的情况，所以，既要讲规则，也要讲风险。

　　第四个点，今年以来并购重组出现一个新的演变特征。截止到12月1日，全国的并购案例数量是在1.9万亿，同比增长了136.2%，一个是企业自身的需求，另一个是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不好的企业不一定要完全退出，可以在产业链上做一个优化。这种情况下，整个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A股市场截止到12月1日是有1933起并购，其中完成了有646起，经营中有1347起。

　　今年很多并购重组，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大家都可以发现，国企和民企这种深度融合，如果关上门讲，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你的现金成本是不一样的，先不说渠道和管理，还有技术。现金成本不一样，意味着国企可以提供给民企一些相应的东西，民企的优势比如说在技术管理方面也有它的一些互补性，那么这种融合其实是一个大的方向，跟以往不一样，也是一个新的特征变化，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如果说整个经济形势我们面临着难题，如果这个产业链需要调整，那么国企和民企的有效融合，我觉得既是方向，也是难题。

　　第五个点，如果谈兼并重组，资本市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选方向，选赛道。最终，买单人会算一笔账，这个账就是值不值这么多钱。如果我是C轮和B轮的投资者，将来的溢价空间有没有，你要选贴合资本市场的赛道，做好转型升级的工作，哪怕没有兼并重组这一条业务线，未来的方向在哪，从我们相关的政策里面，可以看到，其一，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出了新经济、新能源、新区域等相应的概念，包括之前的新老基建这一块，也提出了七个主要行业的方向。其二，国家需要怎样的一个营商环境，或者怎样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是核心竞争力，这是国家定调的。除此之外，科技行业存在着太多的短板，医药行业也存在太多的技术替代点，还有高端制造业，都蕴含着非常多的机会。

　　昨天晚上有一个新闻，是任正非总最近在煤炭企业，在钢铁企业，在有色企业，在跑企业，他们可能会问一个通讯行业的龙头企业老总，为什么跑到传统企业去了，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赛道的结合。我们知道，很多传统企业也需要5G改造，智能化的改造。在这个产业链上去做相应的文章，不管做兼并重组业务，还是其他的业务，绝对是贴合方向的。相当于内循环的角度，是在寻找新的田地，而不是贫瘠的土地，都没有营养和养分，我还要去耕它。所以从这个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企业和科技企业都在转型。

　　在我上台前，我刚刷到一个段子，说美国的那些高科技企业龙头都在思考什么，在思考量子科技，在思考未来的AI、人工智能，在思考搬到火星上去。中国好多的龙头企业在思考团购，降价，占领三四五线市场，这是一个矫枉过正的时候，对于很多企业应该格局更高一点，应该选取未来我们最短板的行业和最代表前瞻性的领域。总结来看，包括像科技领域，还有高端的消费领域的产业升级，还有服务升级等，这是我们的方向，而不要去做并购性的东西。从最近这几年的股价来看，游戏和电影类的公司，基本上全被打回原形，这是一个建议。

　　从业务角度看最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就是债。永城煤电之前上了很多并购重组的项目，把中小企业周围全收了，如果在好的经济环境里面，需求没有向下，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需求向下，所有的矛盾和现金流都会暴露出来，这个债的问题也在集中反映出来。所以我特别提示一条，在新的并购重组管理办法条例第11条和第四节里面，强调了一点微量的业务必须债权债务处理合法合理。

　　具体到并购业务角度来讲，对于债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个企业的债到底怎么样，抵押了多少遍，这是不可忽视的重点。所以不管结合选方向，还是选赛道，有些东西一定要落地。我就汇报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谢谢吴庆，AMC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这一环节接下来请上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他的题目是并购重组业务如何切合高质量发展要求。

　　吴庆：大家下午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我的一个新的关注领域，我之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主要是研究金融和宏观，现在到了东方资产以后，在过去三年时间，更多的精力关注AMC这个行业，这是中国金融领域一个重要的一角。去年一年的时间我还做了一年的金融监管工作，也做了很多金融风险的处置，以及一些上市公司的救助这一类的事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资产管理这个行业的看法，特别是结合今天的主题—资本市场的发展，我想抛出一个观点，资产管理公司应该成为资本市场的加油站和修理厂。为什么这么讲？首先介绍一下AMC这个行业一个简要的历程。从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到今年刚刚满20周年，1999年到2000年之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是改革的副产品，准确的说是当时金融改革的副产品，更准确的说是当时的商业银行改革的副产品，中农工建以及当时的国家开发银行，都有太多的不良资产。当时改革的包袱压在身上，过于沉重，西方的媒体评价我们的国有银行体系技术上破产。所以应对当时那种情况，总理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心，就是要推动国有银行的改革。在国有银行改革的同时，那些不良资产怎么办，就建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了五家银行的不良资产，这是那一轮改革的原因。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未来怎么发展，其实当时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因为它就是一个改革的副产品，当时他们的存活期只有十年，用十年的时间处置完不良资产，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四家公司就到了终结的时候。所以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前十年的历程当中，基本上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发展，没有进过新人，没有扩展过业务，只是做不良资产的处置，而处置的方法非常简单，业内一个非常好记的说法叫三打，所谓三打就是打包、打折、打官司，打包就是把不良资产打成一个资产包，打折就是原来十元的东西，现在卖三四元，甚至更低。打官司，最后处置这些不良资产，是通过法院和资产去回收不良资产的残值，收回多少算多少，这种收回率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非常低的，这是当年第一轮政策性的资产处置，留下了很多的教训，当然也留下了一些经验。

　　我们有一些资产在前十年当中，处置的也是非常不错。比如说信达的资产，有一些资产甚至在后期处置当中，还得到了增值。当然这是特殊的案例。也有一些历史性的原因，比如说国开行当时有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多都是赔钱的，都是不良资产。可是剥离了以后，这些资产并没有经过重整，并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置，这些资产就变成了优良的资产，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在2000年左右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中国在2000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那以后一直到2008年，经历了七年多的高速增长，在这个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资产的价格进行了一轮重估，以前很多不值钱的资产变得值钱了。所以有一些不良的资产，自然就恢复了，变好了，所以有一类资产，一些资产，特别是和基础设施相关的资产，从不良资产变成了优良的资产，这是那一轮政策性的业务，通过三打来处置不良资产业务的前十年的经历。

　　现在在新时代，无论从监管的角度，还是从公司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业务模式要从三打过渡到三重，重组、重整和重构，简单的说就是不良资产的处置，技术含量要提升。在技术含量提升的过程当中，AMC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关联就会大大增加。

　　以前的处置方式的“三打”，已经成为过去。未来更加在意的是要让AMC这个行业，要成为金融领域的，循环经济的最后一环，有了资产管理公司这个行业以后，那么整个的金融行业形成了一个闭环。就像我们在实体经济里面，我们讲循环经济，那么在金融领域，我们也要讲循环金融，循环金融也要形成一个闭环，这个闭环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AMC。AMC要把那些低效的资产进行修理，给那些低速的车辆加油。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管理公司要变成修理厂，要变成加油站，把那些低效的资产，改变它的配置，提高效率，配置到高效的地方去。让那些没有充分发力的公司，经营不善的公司，对它们进行修理。通过兼并重组，提高效率，让它们回馈到资本市场上去，回馈到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中。

　　在过去几年里，资产管理公司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资产管理公司这个行业增加了很多新的成员，之前只有四大、四家，现在有了第五家，现在讲五大，还是在大的层面上，这是全国性大的公司层面上。那么在它的下面一级，在各个省分别设置了一到两家，个别的省设立了三家省一级的资产管理公司，总数已经有50多家。所以这个行当已经形成了5+2+N，三个层级上的众多的公司。所以公司的数量增加了很多，承接不良资产的能力，应该说是有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制度设计的目标达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个5+2的结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更多的不良资产出现，一定会有更多的实体经济企业遇到困难，需要转型升级。这些企业对应着更大量的不良资产，所以不良资产这个行业要扩张，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

　　下一个目标需要做的就是提升资产管理行业处置的技术水平，技术含量，这一方面，四大率先做出了一些尝试，这个尝试首先是拓展了它的业务的模式。有一件事情，大家值得关注，就是现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都已经成了全牌照的金融机构。东方资产是大连银行的控股股东，大连银行是城商行的牌照，但是它在所有的直辖市，还有一些中心城市，比如说沈阳、成都都有分支机构，也是一家全国性的银行。还有东方联合保险，还有东兴证券，以及其他的一些金融牌照，已经是全牌照的金融机构。

　　另外三家机构，我们的兄弟公司也是全牌照的金融机构。我们是怎么成立全牌照的金融机构，这些有牌照的公司是接受监管机构给的任务，去处置和化解金融风险。在处置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的过程当中，成了他们的控股股东，最终成了全牌照的金融机构。

　　下一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觉得不能只是成为他们的控股股东，我们要积极的去改造他们，强化公司治理，改善公司治理，通过各种业务方面的帮助，让它们成为能够自己造血，更有价值的金融机构。然后我们要让他们回到金融体系当中去，东方资产也会减持他们的股份。

　　不良资产的处置，四大已经做出了新的尝试，我们已经从不良资产的处置，走向了不良的困难金融机构的救助，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尝试做的事情，这种事情在我们行业中，肯定应该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据监管机构提供的数字，现在我们有数百家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小型金融机构遇到了困难，都是潜在的被救助的对象。所以将来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资产管理公司和资本市场要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一个是在出口方面的联系，一个是在进口方面的联系，这两个联系都应该值得强调。出口方面的联系，就是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提升了业绩，已经改造为优良资产的那些项目，那些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回到体系当中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另一方面，就是从进口方面讲，前面的嘉宾也有讲到，说四千家上市公司当中，退市还退得太少，那些遇到困难的上市公司，我觉得退市终究不是最好的选项，如果能够通过“三重”的改造，能够变成优良的公司，那一定是更优良的选项，未来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一方面也愿意做出新的尝试。

　　主持人：下面有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庆来做主题演讲，题目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正在促进中国金融结构改善。

　　章俊：非常高兴接受证券日报的邀请，参加这论坛。今年比较特殊，因为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在过去30年里面，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过去3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持续提高的30年。以摩根士丹利为例来看，我们是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当时参与建立了中金公司，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2011年建立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这样一家合资投行，今年在华鑫证券的股比提到51%，受益于国家对金融行业外资持续的开放，对于外资的基金、银行和保险占比持续放开。过去30年A股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

　　去年以来，从国际化的程度来看，无论是券商，海外的对冲基金，养老保险基金，海外投资者加速进入国内市场。从未来两年或者更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国际化的程度会进一步提升。

　　第一，从宏观角度上来看，短期内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所以海外投资者还会持续增持人民币资产。

　　第二，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确定性，也会持续带给A股，或者整个国内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入，未来海外或者是全球投资者持续看好国内的资本市场，所以国际化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提升。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今年因为全球受到疫情冲击，在上半年陷入了一个深度衰退，之后的下半年开始出现了V型反弹。如果跟2008年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认为这一次全球衰退程度比较深，但持续得比较短。在四个季度之后，到明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产出水平。发达国家这一次是八个季度，2008年是将近16个季度，V型反弹的幅度比较高，2008年是典型的外部冲击。

　　这一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步协同出台.2008年市场在讨论要不要救当时的美国华尔街的投行，如果救的话会不会有道德风险。这一次疫情是公共安全和人道主义的危机，不再有人道主义的讨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同时出台，效果比较明显。

　　危机的蔓延是依次推开，政策反应也是依次推开，疫情短短在三个月的时间内爆发，在全球爆发，全球央行的财政部在短时间内同时出手，全球的政府和监管出台了刺激政策，全球经济出现一个V型反弹。

　　第三，2008年是因为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金融体系作为整个宏观政策中介，中介出了问题，实体经济短时间内很难复苏。宏观层面的货币财政政策出台之后，会迅速到达实体经济，今年上半年二季度在财政货币政策出台之后，实体经济的复苏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明年其实大家对市场的判断是比较乐观的，依然是延续今年的全球经济V型反弹的趋势，摩根士丹利可能更为乐观一点，预计明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反弹到6.4%的水平，IMF对明年的预测大概是5.15%。另外，我们对中国经济明年的反弹幅度也有一个较为乐观的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反弹到9%，目前市场预期的共识空间应该是在8-9%，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是，一是大家对于整个的疫苗的推出和注射，还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二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预测，明年依然是宽松的；三是，明年新兴市场复苏加速，赶上发达经济体，出现自2008年以来第二次的经济蓬勃复苏，只有2017年出现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步的复苏，有可能将看到2008年以来的发达经济和新兴市场同步复苏的态势。

　　第一，明年复苏的方向是确定的，但是不确定的主要是复苏的力度，也就是说由于今年上半年，或者全年的基数是比较低的，同比增速肯定是很高的，以中国为例，明年一季度GDP可能是接近20%，因为基数的原因，所以很容易误导，可能明年更多要看环比，以GDP为例，明年一二三季度，更多的是要看环比增速的力度。经常看美国报道的GDP，通常报的是环比，并没有报同比，或者对同比的关注度不高，主要是因为同比增速受到基数的影响比较大。明年因为数据比较特殊，我建议大家更多关注GDP环比的复苏力度。而环比复苏力度的差异，会给市场带来所谓的预期差，而预期差是主导明年全球市场和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个预期差是如何定义的，我们认为，明年的经济复苏是一个变化，而这个复苏力度整个的变化是所谓变化的变化，就是变化的二次方，这个变化所带来的预期差，如果整个复苏的力度是好于预期，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上行。如果复苏的力度是低于预期，我觉得即便是在一个复苏的周期，全球市场依然存在下行的压力。

　　从整体来看，明年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来自于疫情，疫情从现在四季度来看，全球疫情依然在加速蔓延，明年即便疫苗推出之后，短期内由于产量的问题，包括疫苗的有效性，全球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明年疫情仍然是拖累全球经济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明年货币政策，可能依然宽松，但是通胀压力有可能在年中，或者下半年开始回升，有可能导致全球的央行，更重要的是美国央行，考虑更多货币政策的退出，美联储开始讨论所谓的退出路径，对于市场来说就是释放的一个紧缩信号。整体来看，这有可能导致全球货币政策发生一些变化，也会对经济复苏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从政治层面，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拜登上台，我们看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共和党掌握了总统和参众两院，特朗普前面两年做了大量的改革政策，这个是基于整个美国的政治层面的统一，现在来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只能掌握总统和众议院两股实力，参议院依然是在共和党的手里，未来拜登在所谓的刺激计划，或者财政政策推出，以及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方面，可能会显著低于预期，现在预计拜登上台之后，会有两万亿美元左右的基建财政刺激。

　　整体来看，短期内明年经济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这一轮危机又加大了全球的负债，未来两年也就是从今年到明年，美国、欧洲、日本和英国这四大央行负债表，两年扩张了13万亿美元，明年年底总规模会达到30万亿美元，全球的发达经济体和全球债务负担会进一步跳升，明年的债务可能会是一个新的问题，国内也会有，比如近期的信用债违约，虽然中国经济复苏，但是在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债务违约率是不是会上升，这一直是过去几年，或者未来几年，萦绕在投资者心头的一个问题。

　　从贸易和投资层面来看，2008年以来全球一体化放缓的势头不存在了，并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所导致的，只不过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这些问题和趋势显性化而已。虽然说短期内避免了再一次的全球经济衰退，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个指标依然是在往上走，面对全球经济的这个不确定性，全球政府的政策应对的不确定性，也在提高，或者说居于高位。

　　整体来看，我们看到全球经济明年依然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全球投资者追求确定性，肯定要去找全球在哪里有确定性，中国的确定性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经济从二季度开始恢复，产能利用率已经回到了疫情出现前的70、80%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复苏带动了就业的迅速改善，在前三季度基本上完成了今年设定900万新增城镇就业率的目标。在年中之后，国内的政策已经开启了正常化的进程，如果我们看一下银行间七天市场的回购利率，从5月底和6月初开始反弹，这是基于我们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复工复产之后的经济复苏。

　　全球经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相对于全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复工复产之后，短期内复苏的态势依然得到延续，所以确定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全球明年的流动性依然是比较宽松的，在流动性宽松的情况下，投资者一方面要追求资产的安全性，另一方面要追求资产的回报。从回报的角度来看，明年因为全球经济复苏，这个大方向是定的，可能依然追求绝对回报，更多的是倾向于转向风险资产的投资，全球包括国内的投行，基本上都是看好明年股票资产，或者股票类的周期性行业。以标普500指数来看，投资者风险偏好是在持续的下降，避险情绪在下降。

　　全球的风险资产价格处在高位，回到国内来看，人民币资产整体来看，有稳定或者说相对确定性较高的基本面支持。A股整个市盈率，包括估值，是处在较为合理的一个区间。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A股资产。

　　国际化进程，未来长期我觉得进一步会加速，现在来看A股市场与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在进一步提升。从今年到未来十年，整个A股市场，或者整个资本市场预计整体还有三万亿美元资金流入，如果折合成人民币，每年会有1.5-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海外的资金流入国内的股票、债券和直接投资。我们预计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会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

　　主持人：谢谢康勇关于RCEP的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化繁为简，让他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接下来有请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康勇：大家下午好！刚才几位老师做了非常好的分享，从资本市场的角度金沙体育，看了一下明年的一些主要的趋势。

　　我来自毕马威，毕马威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和几位老师的视角不太一样，我更多是从企业的角度去研究一下宏观经济。今天的大会给我这样一个主题，让我讲一讲RCEP对投资和未来发展的影响，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首先要讲一个背景，近年来全球化这个进程其实是受阻的，大家也看到了从18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国际化的受阻，甚至倒退。但是其实我也想说，国际化整个进程受阻，并不仅仅是从18年，或者疫情之后才开始的，从18年以后，我们看到了国际化的进程，就已经比之前要放慢了。这一张图用的是价值链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产业的融合，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去设厂，所以价值链的贸易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去反映国际化的程度。

　　我们看到从70年代开始，这个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就一直在上升，从之前的30%多，到08年的高点，将近60%（是57%），非常高的水平。08年以后，这个比例甚至有点倒退，全球化的进程在08年次贷危机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放慢，所以疫情也好，或者中美贸易摩擦也好，只是它的一个表现，或者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放慢的过程，而并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

　　另外一个指标更加直观，我们看一下全球贸易的增速，和GDP的增速，这个图是GDP的增速体现的是全球贸易的增速，贸易的增速通常要快于经济增速的，贸易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通常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1.5倍，全球过去经济增速是3.5%，贸易的增速就是在5.2%左右，所以贸易增速通常是GDP1.5倍。

　　但是近年来全球贸易的增速比GDP增速要放慢了，反映了近年来整个全球国际化的进程在放慢。全球多边的谈判没有进展，甚至还有一些瓦解的迹象。还有中美贸易摩擦深层次的原因，全球化虽然带来了全球经济效率的提升，增长的贡献，但这一部分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很好的在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国家之间去很好地分配，所以造成了一些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的群体，他们并没有从全球化当中得到相应的好处，而且过去多少年的工资和收入也没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成为这个反对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种声音，中美贸易摩擦也在这个背景下，被一些政府，被一些政客所利用，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现在新冠疫情可能会加剧这样一些困难，比如说现在整个全球人员的流动，还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未来全球化的进程还是会面临一些挑战。

　　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趋势，虽然全球化的进程有所放慢，但是区域化经济的结合在加强，因为我们看到今年整个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今年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得到迅速的增长，东盟首次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欧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我觉得中国经济有很多的特点，有跟全球不太一样的发展轨迹。东盟的贸易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是今年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在过去东盟只占中国贸易的8%左右，近年来不断在提高，最近的数字超过了14.5%的水平，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当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中间品的贸易，有一些是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贸易，但是中国进口很多东盟的产品，其实是一些中间产品的贸易。今年中国和东盟增长最快的贸易是半导体贸易，中国现在出口还是非常不错的。宅经济的兴起，在家里办公，需要很多的平板电脑，中国这一方面的增长很快。像马来西亚向中国买了很多的芯片，中间品的贸易，这是中国和东盟贸易中间非常有意思的特点。

　　RCEP的签署我们觉得非常重要，我也做了一下比较，RCEP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自贸协定，其实全球还有几个自贸协定，我们看得比较多的是美墨加协议，欧盟也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我们把三个自由贸易区来比较，人口方面，RCEP占了全球30%左右的人口，欧盟只有6%，美墨加协议只占了6%左右的人口。从GDP来说，RCEP占了30%，欧盟占了18%，美墨加协议占的是28%。出口来说，RCEP还是最大的，欧盟也不小，占了31%左右，美墨加地区是13%。所以未来全球经济很有可能形成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这三个地区有点像三国演义，可能成为未来经济三个最重要的核心引擎。

　　这张图是世界银行很有意思的研究，看了一下全球的价值链贸易的几大核心，左边这张图是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全球的价值链贸易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在欧洲的德国，另外一个是在北美的美国，这是2000年的特色。在2017年，从两个核心变成了三个核心德国、中国和美国。另外一个特点，仔细看，跟德国最紧密的国家都在欧洲，像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中国的贸易伙伴主要是在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