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体育月，在于光远先生的倡导下，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成立，马惠娣即是其中一员。这一中心的主要成绩被认为是确立了一门新学科，推出了一个人。“一门新学科”是休闲，而“一个人”指的就是马惠娣。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马惠娣的休闲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团体以及媒体的重视，纷纷邀请她主持课题项目和撰写文章。“国家休闲产业与社会条件支持系统课题组”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她的休闲研究还引起了人大的注意，委托她为今年的“两会”准备一份提议。近日，在北京宣武区槐柏树街南里马惠娣的家里，我们采访了她。

　　记者：休闲关系到每一个人，但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专门从事休闲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你是如何投入这一领域的？

　　马：我是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与休闲结缘，是受了于光远先生的影响。1995年7月，即国家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第二个月，于老就提出要研究休闲文化。我记得是7月下旬一个很热的上午，包括于老在内的七八位旅游、经济和学术界的专家，聚集在贵宾楼的咖啡厅，以很休闲的方式商议我们国家的休闲研究问题。当时我是一个很小的小组的成员，有幸在座。大家就是大家，他比一般人目光更睿智。早在1983年，于老就指出，中国对体育是很重视的，但对体育之外的竞赛与游戏研究得很不够。1994年，他在广州的一次讲学中又提到：“玩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

　　1996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被大伙推选作一个有关休闲的核心发言。由于休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还属空白，当时资料严重稀缺，我还是在张中行先生家里找到了一本1934年翻译出版的《有闲阶级论》，金沙体育我主要谈的是中国传统的休闲方式，诗词歌赋，金沙体育琴棋书画，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多么懂得休闲啊，遗憾的是，近代以来逐渐失传。这篇名为“休闲：建造美丽的精神家园”的发言后来被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许多报刊全文转载。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随后的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上，我又被安排作大会发言，成思危副委员长当时是中国软科学理事长，他说“我支持你的研究”。也是在这次会上，我受到了来自两位青年学者的指责，意思是，中国还有9亿农民，你却在大讲闲情逸致！他们的指责不能不对我有所触动，但这种触动又使我认识到两个问题：第一，连知识阶层对休闲的理解还有误区，何况大众；第二，正因为9亿农民也有个休闲的问题，我的研究现实意义更是重大。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一直有种观点伴随左右，那就是“过早”，潜台词是不合时宜。我并不这样认为，西方用了差不多200多年的时间才实现了五天工作制或者说多种形式的工作制，我们国家呢，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到1995年，才18年时间。我是学哲学出身的，哲学是智慧之学，见人未见，发人未发，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就是它的前瞻性、超前性。我经常说，尽管中国距离休闲时代还有不短的路程，但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现在我们的闲暇时间是114天，接近我们一生中的三分之一，如果今年国家推出带薪休假制，则增加到124天，一生的三分之一还强。如此多的时间我们怎样度过，怎样利用，意义还不大吗？而我们这些研究者肩负这么重的担子，不该早做准备吗？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告诉人们要珍惜休闲、善待休闲，而不拿出具体的法子来。

　　记者：“国家休闲产业与社会条件支持系统课题组”是怎样一个项目？该课题组主要做了哪些事情呢？

　　马：在2000年主持“国家休闲产业和社会条件支持系统课题组”之前，我的研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期间也举办过研讨会，组织编译过美国五本休闲专著。我一直都在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休闲产业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也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追求提供保障。在欧美国家，与人们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密切相关的产业，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为龙头形成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已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非常发达。我们国家为了促进消费、拉动内需，解决失业，盘活经济，繁荣市场，金沙体育现阶段也在大打“休闲产业”这张牌。这实在是明智之举。事实证明，休闲消费的确是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我们也发现，在解决了温饱、进入了小康的人们日益高涨的热情面前，有关部门与产业在思想与物质上都准备不足，更缺乏战略思考与长远规划。社会条件支持系统对休闲产业的“瓶颈”问题亟待解决。

　　在课题组不久前提交的一份阶段报告中，我们在罗列了有关部门产业思想与物质准备不足，缺乏战略思考与长远规划的表现后，提出了七点建议：一，在适当时候成立专事国家休闲规划的部门和国家休闲研究院。二，不提倡使用“假日经济”的提法。三、着手进行四天工作制的调研与论证。理由是我们国家失业下岗人员众多，且大多年富力强，长期闲散，既不利于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如实行（产业部门）每人每周四天工作制，其他时间轮换（政府部门可以五天工作制不变），刺激高收入阶层参与休闲消费，这样不仅能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而且通过服务与被服务的交流，融洽关系。四，迅速普及科学、合理、健康以及可持续的休闲观，加强休闲教育。五，加强社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的知识结构。社区在国外的作用是社会系统的一条动脉，而在我们国家还是“毛细血管”。六，在西部开发中打好“休闲产业”的牌，创造新的旅游模式，以保护自然山水、恢复生态环境、继承发扬古朴民风为原则。七，加强社会条件支持系统的配套工作，如政策、立法、制度建设、社会保障、货币流通结算方式、人才培养、观念更新、开办学校、理论研究等。否则，“入世”最先丢掉的“蛋糕”将是休闲产业（事实上，麦当劳、肯塔基等洋快餐，洋酒水，外国大片和音像制品正不断进入和占领中国市场）。

　　马：我们认为，金沙体育“假日经济”的概念对于理解未来经济走势及社会发展有较大局限性。仅仅局限在“假日”，“时空”范围小，容易使人们把自己的行为只是纳入假日期间，并产生从众心理——度假时间过于集中容易构成“瓶颈”（如增加交通、旅游、娱乐等部门的压力，影响服务质量），使休闲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另外，“假日经济”商业味道太浓，往往会对人们的休闲行为产生误导，不利于休闲产业系统的健全。如，人们利用周末或某一天的夜晚去音乐厅、博物馆、植物园等就可能被排除在视野之外。这也反映出对休闲正确认识的问题。

　　记者：休闲是今日中国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休闲这个词今天越来越时髦。我们注意到，你一再强调要正确认识休闲，这几年你也一直在呼吁。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不妥吗？

　　马：上面我说过，休闲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还是个新生事物，包括政府政策、导向和相关产业在内的社会条件支持系统还不够完善，学术研究也才起步，人们在休闲的认识和行为方面就难免混乱，甚至走入误区。

　　休闲有多种性质与意义。在社会学家眼里，休闲是一种社会建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个性的场所。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在诸如各阶层对休闲时间的利用，休闲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工作、家庭、治安的影响等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哲学家眼里，休闲与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心灵的永恒性”密切相关，是人生持久、重要和发展的舞台。工业文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另一方面却对人的全面丰富性带来了空前的压抑。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人被异化了。在进行休闲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关注到了休闲，并在他们的学说中，自始至终把自由和休闲与人性、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曾说：“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业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他还认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赤贫基础上的，而自由时间应该是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就是增加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作用于劳动生产。

　　在文化的范畴上，休闲是人们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为不断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而市井文化眼里的休闲，主要体现在恢复体能和打发时间上，闲暇中的消费、社会活动、娱乐，被当作劳动后的身心调整，和劳动的再生产及必要劳动的补偿。所以这一层面上的休闲缺乏文化内涵，更多追求的是感官享乐，而我们目前对休闲的研究、理解，连带行为、操作大多停留于此。休闲不是休息，不是消闲，更不是游手好闲。或许我们目前的认识与行为与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相符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沉缅其中、裹足不前，更不允许人为的庸俗化和迁就。金沙体育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在1995年5月宣布实行五天工作制后，同年下半年即颁布了一个“全民健身计划”，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少人并没有洞察这一用意。当前，不良的休闲方式大行其道，与日俱增的“闲暇综合症”令人堪忧：无所事事，头脑昏昏，陷入娱乐场所、通宵达旦，暴饮暴食、一醉方休，搓麻赌博……据媒体报道，在一些城市，居然出现了专门提供陪聊服务的休闲交友中心以及色情信息台。尤其严重的是，封建迷信甚至也趁机腐蚀、侵害人们的心灵。如此休闲，小处上说是耽误了自己，大处上讲是影响了民族素质的提升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记者：你的研究受到人大的重视，并受委托为今年的“两会”准备提议，这对你的鼓舞一定不小吧？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马：与其说是重视我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人们积极、文明、健康、科学的休闲观与行为的重视。对我的鼓舞当然非同寻常，这将促使我加倍地工作。休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从1995年至今不过几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一些成绩，虽说可喜，但我深知自己对休闲的研究与今日中国的现实还有距离，而肩上的担子更重。下一步，我将与美国休闲学一位顶级专家合作进行中美休闲比较研究，但更多的精力将投入到一项今年四月着手进行的有关中国公众在闲暇时间里的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该项目由以下几个内容组成：考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公众闲暇生活结构和时间分配，对城乡社区文化活动工作模式展开调查与分析，调查转型时期公众休闲行为的取向、心理预期、文化精神生活概况，考察北京城区打工族闲暇时间的分配。有关结果将形成政策性建议，提交政府有关部门。